女王的綠色閱覽室

位於日本兵庫縣的松下環保技術中心有自成一套的電視拆卸解體線，整個電視零件、材料回收過程都對外公開，可以從參觀步道上看得一清二楚，以增加消費者對家電回收的認識。（圖文／中央社）

■倪世傑

上週我們提到盧思騁先生提到的關鍵問題：任何鄰避（NIMBY）效應都無法成就可持續性的環境運動，甚至這是不是環境運動都成為疑問。在這方面，日本的市民運動、學生運動在1970年代走得更遠。日本1960年代後期的市民（citizen）對抗國家權力的色彩非常濃厚，一是強調市民具有超越國家權力的獨立性; 二是由於經濟的迅速增長，物質不虞匱乏的同時發現個人深陷體制的牢籠，因此市民運動以追求自身的政治權利和維護自身的合理生存為目標。自己決定、自己行動、不依附既有政治力量則是市民運動的特徵。

在這段期間，日本的報刊大幅報導了日本國內的環境與工業污染，以及之後的污染輸出，南韓是主要的報導地點，這引起日本國內不小的騷動。1973年，日泰青年友好運動成立，這一場運動結合了東京與曼谷的青年，對抗朝日玻璃公司在曼谷的子公司，因為他們在生產玻璃的過程中，傾倒水銀在橫越泰國、滋養泰國稻米種植水源的湄南河。1974年，「停止富士化學污染輸出委員會」成立，這是因為於1971年富士化學在通產省的建議下，關掉它在日本的紅藥水工廠，因為大量的水銀排放在港口邊。之後，這座工廠賣給一個住在日本的韓國人，他打算在南韓的仁川重新啟動這一座紅藥水生產廠，並將日本當成出口市場。當消息傳出後，在委員會的抗議下，這項買賣宣告終止。

日本化學是當時另一個受到矚目的焦點，因為它是東京地區鎘污染的元兇，也準備要去南韓設廠了，這引發所有可能的抗議形式：超過80次的抗議遊行、絕食行動、警察的逮捕、國會的聽證會等等，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這些抗議活動成為日本政壇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日本首相三木武夫於1974年宣布要檢討日本的污染輸出，通產省需運用行政指導的權力防止污染輸出。

當前的日本政府當然會否認他們還在進行污染輸出。但事實是難以辯駁的。在消費主義的助長下，過期的電子商品、資訊產品成為當前最重要的廢棄物來源，這些廢棄物內容難以簡單進行分解，直接以貿易的方式輸出到中國成為解決的方式，難道這就不是「污染輸出」？更令人髮指的是，日本政府甚至在與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簽署的自由貿易協定夾帶電子廢棄物貿易免關稅，為日本國內的廢棄物貿易打開大門。但可惜的是，40年前日本的環保運動並未成為全國性的運動，仍舊是單點作戰的情況居多，再加上對代議政治的排斥，因此無法像西德綠黨一樣成為德國當前一股不可小覷的政治力量，對環境問題能夠持續保持監督與關注。

挖掘這一段歷史的目的，不外是回憶日本40年前社會運動中的公義精神，不僅關注國內民眾的福祉，同時也一路追打國內財團不當進行污染輸出的行徑，而對鄰避效應說不，不分國籍都應該享有福祉的普世精神，為東亞環境運動設立了跨時代的標竿，也是值得繼續流傳的遺產。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本文引用自台灣立報-拒絕鄰避：1970年代日本的反污染輸出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