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工處、公園處等列席單位也都離開了會議室，隔著旁聽室玻璃的窗簾拉了起來，麥克風音量切掉，樹木保護委員們將開始「專業審查」的閉門會議，學生、居民、伙伴們也陸續離開。在這漫長、不知何時結束的等待，有人說「不要等了老半天，又是『補件再審』」，就是這個烏鴉嘴，一個多小時後，文化局科長出來說「下週組專案小組，再開會討論，一定會找地方民眾參加，在這之前建商還是不能移樹」。徐州路案被認為「只是一棵樹」，能這樣反覆討論已經不容易了，大家的看法都很接近（建商除外），但是法律、行政程序、委員職權……，我好像看到「不能沒有你」那部電影的類似劇情又要上演。
看游藝放著一串照片：松山菸廠最後一棵被迫遷的老樟樹，這台北平地最大樟樹的龐大綠色巨傘，移植前被強迫修枝剩三分之一，露出後面的菸廠古蹟，樹下175公分的人仍顯得渺小，3月1日被迫遷之後，大家都希望他好好成長。每個月第一個週一開放「面會」的日子，我們都去探望他，八月開始出現疲態，九月枝葉大幅凋零，十月開始吊點滴，嫁接樹枝（就像以前阿里山神木那樣欺騙世人的作法），「身上剩下的綠葉更少了，倒是樹下泥土上的香柱變多了」。
我第一個報告時，援引松菸老樟樹的病況，強調「技術若萬能，何需窮燒香」的時候，還能壓抑情緒地把話講完，希望徐州路的老樟樹可以原地保留。但等到游藝說「這照片很美，但太陽公公每天早上起床應該很不忍心每天看到老樟樹即將枯死的身影，我猜老樟樹已經在倒數祂可以看到日出的日子」，我用報告遮住留下臉龐的淚，盯著已經看過無數回的老樟樹身影，不想去看樹保委員們的反應。我氣自己不夠努力去阻擋挖土機的暴力，導致「巨蛋回原點，老樹將枉死」的遺憾。
游藝說「樹木保護委員會不是樹木移植委員會」，「我們不應該是每個案子送進來，就去討論要怎麼移植，而應該討論怎麼保留他」。我也問「政府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面還是後面？我們這屆要留下什麼代表作？當前的樹木保護應該提升到什麼層次？」在緊閉的窗簾之後，我們不知道，在沒有所謂民眾壓力的情況下，他們怎麼看待這些問題？
在客家公園的案子，副市長林建元可以強逼客委會變更設計「跨堤平台大幅縮小、自行車道不進公園」（在好幾個月的折衝之後），而樹保會也做出1.2.3區樹群不擾動的決議。但是為了花卉博覽會，1168棵老樹還是莫名其妙的，被當作盆栽一般移來移去。
其他環保團體的伙伴，一整天守著被強行過關的中科四期環評，我們則來守護一棵樹，為了首都核心區的歷史文化與生態，為了補救一片一片被賤賣的國土，總覺得很都市中產階級。
松菸老樹被斷手斷腳的犧牲，並沒有阻止這座城市的怪手政策，若我們改變不了老樹被移植的命運，反而會累積開發商和園藝公司更多的移植經驗，將讓更多的老樹更容易被提升的技術移植。
樹保委員會都是秀才，我們不能期待秀才造反，專家有知識但沒有勇氣。
未來必須更尖銳地指向開發商資本家，怪手後面那隻黑手，那隻黑手只會數鈔票的話，我們就讓他賺不到鈔票！
本文引用自為地球嗆聲 - 從一棵樹看樹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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