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項論述的提出和發展,往往牽涉到背後的權力結構。在台灣,談環保不是新鮮事,重點是誰談?怎麼談?談完之後(或是在過程之中)要如何實踐與改變?
最近,由知名媒體人陳文茜主導拍攝、號稱台灣首部氣候變遷紀錄片《±2℃》問世,企圖引起一般大眾對於暖化議題的關注。媒體名人關心重要的環保議題,當然是好事,影片基調凸顯的感性訴求也是引起關心的重要切入點。然而,紀錄片的拍攝手法和傳達的訊息,卻讓原本就對相關議題稍微瞭解的人感到「先是失 望、再來很悶」。
片中不談能源、產業結構等導致氣候變遷的根本性問題,也沒有切中核心的具體建議,僅在片末呼籲觀眾「救救孩子和下一代」、「一人一信寄給總統」,似乎全然將改變寄託在政治人物身上。這不僅嚴重低估台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也因為拍攝團隊和出資者的耀眼光環,恐怕壟斷議題的詮釋權,環保團體當然悶。
不可否認的,紀錄片當然會有其特定觀點,我們就以另一部陳文茜曾經在她的節目中介紹過的英國紀錄片《愚蠢年代》(The Age of Stupid)為例,看一部訴求喚起實際行動的紀錄片如何處理「觀點」,及背後整個支援系統的操作方式。
「愚蠢年代」設定以西元2055年地球因暖化而生機毀滅為假想背景,回溯西元2015年前,那些人類可以企圖挽回暖化衝擊、卻錯失良機的關鍵時刻。 影片同樣諭示人類若不採取行動,就會一步步面臨毀滅的危機,也同時清楚指出,跨國企業在第三世界國家的開發暴行,和政府官僚危機處理的無能,將導致災難階級化。然而相關的批判在《±2℃》裡卻似乎被隱藏在低沉的配樂背後,變成一幅缺乏問題意識的憂傷風景畫。
再來看看製作過程吧!這也是我覺得最有趣的地方。陳文茜力邀7位企業界龍頭集資千萬台幣拍攝《±2℃》,再加上她本身擁有的媒體資源,強力於各主要 電視台放送。反觀《愚蠢年代》,花費5年拍攝,總共45萬英鎊製作資金,全部是眾志成城、由228位民眾和團體捐款募集而來,遍及英國、美國、歐洲各地。 至今,整個捐款計畫還在持續進行當中,不斷籌措資金進行一連串的具有創意的行動,包括拍攝一集20分鐘的《愚蠢秀》(Stupid Show),在去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期間播放,提醒各國領袖注意氣候危機。
更酷的是,《愚蠢年代》製作團隊還在官網上發起「群眾集資」(crowd funding)活動,希望大眾變成股東,購買、分擔電影發行及映演所需的資金,未來若票房告捷,投資者就可以分紅,真是另類的綠色投資啊!
當然,製作團隊也計算出拍攝這部影片,以及宣傳巡演過程中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數據顯示,自2004年開拍到2009年全球舉辦首映會,大約產生 15萬公斤的二氧化碳。「這樣值得嗎?」製作團隊用幽默的口吻自問自答:「這得視多少人能夠看到這部片,而其中又有多少人採取實際行動,才能評定這樣的碳排量,是否對抗暖化有幫助!」
其他扣合減碳觀念的措施諸如:美國首映會使用了太陽能等再生能源供應放映需要的電力;首映會來賓需為在地人,以免搭乘長途飛機等。從拍攝、發行、募款,這部紀錄片製作過程中的每個環節,都不僅是告訴觀眾氣候變遷的現象,還創造出公共性,使人反思可以用什麼樣的方式進行改變,不管是個人層次或集體層次的參與,讓紀錄片成為一個論述形成的動態過程。有活力的文化行動(Cultural Activism)就應當如此啊!
改變,不能只是「以愛為名」的召喚,還更需要積極的觀念衝擊,或許《±2℃》的推出是一個契機,能夠引發更多對話和辯論,形成更切合台灣的環境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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