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在富足條件台灣,處處是超商、大賣場或飲料攤,想喝個飲品解渴不是難事,但充斥著塑膠寶特瓶、鋁薄包和鋁製易開罐的環境中,資源不斷隨著人們便利生活機能而日趨短少,當你喝完飲料時,這些即將被遺棄的資源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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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於丹麥哥本哈根所舉行的UNFCCC第15次締約方大會,並沒有如預期達成全體的正式協議,大會決定僅「認知」由部分國家擬出的哥本哈根
協定,讓各國自願去簽署支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執行秘書波爾(Yvo de
Boer)說,哥本哈根協定(CopenhagenAccord)原定讓各國提出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或行動的1月31日期限,是個「軟性期限」,各國要在之
前或之後提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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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英國媒體20日報導,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正式承認,該組織發表的氣候變化報告中存在重大失誤,喜馬拉雅冰川將在2035年消失的結論嚴重違背事實。
英國媒體20日援引IPCC副主席Jean-Pascal van
Ypersele的話稱,他們2007年發表的「第四次評估報告」中存在資料錯誤。他同時強調,人類活動對氣候變化產生影響這一總體結論是站得住腳的。
「我不認為一個錯誤就會削弱這份長達3000頁的報告的可信度,」van
Ypersele說,「有些人肯定會拿它來攻擊IPCC,但如果我們自己承認了這一錯誤,解釋清楚犯錯原因,並修正了錯誤,那麼IPCC的可信度只會得到
加強。」
IPCC在2007年那份極具影響力的報告中發出警告:喜馬拉雅速度快於世界其他地區,這一重要冰川很有可能在2035年或更早時候消失。
摘錄自2010年1月21日新聞晨報國際綜合報導
from: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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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和平組織的「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招致許多批評,但現在儼然已成為各電子大廠不得不重視的環保指標。圖為去年6月綠色和平組織成員穿著化學防護衣,頭戴惠普公司執行長賀德(Mark Hurd)面具,在北京抗議中國惠普延遲汰除有毒化學產品。(彭博資訊) 2006年8月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評比14家電子製造大廠,推出第一版的「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評比標準包括企業是否致力消除產品中特定的致命化學物質,以及是否有回收與再生機制,表達為產品整個生命週期負責的意願等。
全球手機製造龍頭芬蘭諾基亞公司(Nokia)與總部位於德州的戴爾公司(Dell)在致命化學物質的評比中出局;中國電腦硬體製造商聯想公司
(Lenovo)則因沒有回收再生機制而被除名,最終沒有任何一家公司存活在名單上。某電子產業協會代表就質疑說:「我們完全不曉得綠色和平組織報告的根據為何。」
八個月後,綠色和平組織的第三份排名出爐,最受綠色和平組織評審「厚愛」的蘋果公司,在這次排名墊底。為表達對此排名的不滿,蘋果執行長喬布斯發表聲明
說:「在某環保團體最近的排行中,戴爾、惠普、聯想等公司都比蘋果高分,因為他們的構想較高明(惠普只是『計劃要發表計畫』)。事實上,在消除產品中有毒
化學物質方面,蘋果都領先這些公司。」
今年1月初,消費電子產業界盛事國際消費性電子展(CES)在拉斯維加斯舉辦時,綠色和平組織發表了第14份「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諾基亞蟬聯榜首,日本遊戲大廠任天堂則殿後。
評比標準惹爭議 綠色和平組織的排行並非唯一,電子產業內外的批評者認為,其他排名較公平與全面,例如美國環保署開發的電子產品環境評估工具(Epeat)。但無論評比方法精確與否,綠色和平組織的排名已成為電子產品業界非常在意的事情,少有公司願意公開抱怨其排名。
各大電子產品廠商會得到整體分數,從最差的1分到最佳的10分不等,依分數多寡排名。
三星電子在最新的排名中,由第二滑落到第七,綠色和平指出許多缺失,包括「2010年1月以前消除所有新型號產品溴化阻燃劑(B.F.R.)的努力倒退」。三星電子表示,該公司仍致力全面消除溴化阻燃劑,目前正評估全面淘汰,將在適當時機提出新的時程表。
可以確定的是,消費性電子產品中大量使用特定化學物質,已成為迫切的問題。除了普遍熟知的汞與鉛外,現今的電子產品中,也充斥著溴化物與氯化物,主要是作為廉價阻燃劑,用於塑膠與電子零件的生產。
「限制有害物質」規章於2006年在歐盟生效,禁止在電子產品中使用多種有毒物質,包括汞、鎘與鉛,涵蓋大量歐盟地區生產與進口的產品,為全球有意進入歐盟市場的製造商須遵守的基本規範。
歐盟各國領袖正考慮擴大規章限制的化學物質名單,也獲得民間的支持,成為「綠色電子產品排行榜」企業評斷標準的來源。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成員哈洛說:「許多大企業都做出承諾,但等到要兌現承諾的時候,有些企業就開始推託。我們已開始看到,身體力行的企業與光說不練的企業間的區別。」
至於消費者是否會參考綠色和平組織的評分,或任何環保排名,則是見仁見智。然而,如何才算「環保」,並沒有普遍獲認可的定義,使任何排名的周延性都有待商榷。
消費者聯盟科學與政策分析師魏德曼說:「環保組織與出版品不僅為電子產品頒發所謂的環保標章,也開始評比電子與科技公司等大企業。這些環保標章在某些方面能提供實用的訊息,某些方面則不然。」
至少能引發討論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就公共關係的觀點而言,以綠色和平組織為首的這類監督,至少正迫使電子產業須費一番唇舌,表達對環境的基本關懷,無論他們是否情願。
消費者電子產品協會(CEA)資深經理貝米斯德弗說:「綠色和平組織致力使消費者了解電子產品企業在環保上的進步,我們深表感激,儘管仍有許多努力空間,消費者電子產品事實上已比過去更節能、生產過程也更環保。」
(取材自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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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暖化固然可能為人類帶來浩劫,但似乎也並非全無好處。例如,北極冰帽快速消融,讓美國電信業者得以展開一項幾年前還不可思議的計畫:順著北極「西北通道」鋪設連通東京和倫敦的海底光纖電纜,以爭取日益寶貴的通訊時效。
總部在安克拉治的科迪亞克╱肯奈電纜公司(Kodiak-Kenai Cable
Co.)執行長艾貝爾表示,取徑「西北通道」是連接東京和倫敦兩地海底電纜的最短距離,可使英國到亞洲傳訊所需時間減半。艾貝爾說,原來140毫秒
(0.14秒)的傳送時間將減至88毫秒(0.088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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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過大約1個禮拜,就可以知道去年COP15會議最後通過的《哥本哈根協議》(Copenhagen
Accord)究竟是不是一紙毫無效果與拘束力的文件。依據《哥本哈根協議》的內容,附件一國家應在今年1月31日以前提出各自的減量目標,而非附件一國
家則須提出各自國內所規劃採行之碳排和減緩行動。
為何氣候政策的共識難以形成?
就筆者個人的淺見,象徵「後京都」國際氣候合作的《哥本哈根協議》到了月底恐怕又要再一次讓許多人失望了。以下提供幾點個人心得,為這個悲觀的預言背書。
A. 認知與感受的欠缺
如同其它物種,人類透過演化取得認知與感受的能力,而這樣的能力決定了我們與世界的關係。認知與感受的能力有很大一部分源自前人在面對困境時所積累的經驗,然而氣候變遷是個迥不相同的問題,它挑戰了人類既有的想法和行為。以下將之特徵加予羅列:
1、 氣候變遷是一個技術問題,需要有相當的科學性知識才能對之有所了解。但一般人在這方面普遍缺乏,甚至是有意的排斥。許多人根本不清楚氣候變遷中的人為因素與其導致之結果。
2、 氣候變遷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涉及到在不同組織階層中所發生的非線性關聯事件、回饋、高階屬性。而這正是人們為何難以想像全球暖化所可能導致的災難性後果或洋流活動的改變。
3、 氣候變遷代表的是一種高度的可能性,讓溫度增升、激烈的改變或是出現異常(極冷/極熱)。但我們經常忽視這樣的可能性,彷彿一切都是確定的。
人類所排放的碳可以在大氣中留存數個世紀之久,並且持續的影響氣候。但因為與其它自然現象結合,所以具體的結果常常不是顯而易見的。換句話說,今天
排放的碳可能要在數十年之後才會被人所感受到。真因為如此,所以氣候變遷在經濟上的效果被低估,而在政治上則不被關注。儘管環境科學家認為世界是一個整體
性不可分割的結構(國際關係學者近幾年也提出「安全」不可分割的觀點),但對許多人來說,遠在國境以外的事件並不值得加以注意。因此,溫室氣體所導致的發
展中國家環境災難,便引不起工業國家太多的興趣。
氣候變遷的許多效果是間接性的,是屬於第二級的影響,例如:物種滅絕、農業型態的改變(但這些結果受到第一級的影響甚深)。而第二級的影響又會導致
經濟、社會、政治等第三級的相關問題。可惜人類常難以認知到這種間接性的聯繫現象(這與多數人並非直接受到氣候變遷而喪失生命或財產有關,絕大多數的人是
在第二級或第三級受到影響)。
B. 集體行動的困境
氣候變遷可以說是世上最大的集體行動困境,明明所有的行為者(無論是人或國家)均與其密切相關,但每個行為者都只希望限制對方的GHGs排放量而不
是約束自己的排放行為。每個行為者的想法都是希望從減排中獲利,同時成本不要增加,而當大家都這麼想時,Hardin的公地悲劇效應就會產生。
集體行動的困境尚不止於此,不同世代的人類間也會有這樣的問題。許多人會想為什麼我要為下一代那些與我無關的人努力減排GHGs呢?為什要讓下一代的人類受益,而成本卻由我們這一代承擔呢?
因為有上述這此問題存在,集體行動的困境很難被克服。
C. 氣候變遷道德化的不可行
倘若單從經濟與私利的面向無法克服氣候變遷的集體行動困境,那麼以道德性的義務還有為公共財做出貢獻會不會比較可行?這個問題的思考可以從一個經典
的問題作為開始:甲有意的傷害乙,並構成具體的損害結果。如果加害人與損害結果都可以事後被追究與判定,並且在時空因素上有密接性,則問題的處理是簡單的,道德的譴責也不會困難。然而,現實生活中人類所遭遇到的環境災害(其中有一種可能性筆者要特別提及),
多半調整或修正了上述示例的一些構成要件,使得道德性的判定有了困難,而這正是氣候變遷所面臨的難題之一。我們難以判斷誰該負責、誰是受害者,甚至有時連
行為與結果間的關聯性也無法釐清!學者Gillbert對於氣候變遷道德化的問題,有值得發人深省的反思,「儘管人類社會對於食物和性有一套道德規範,但
對於大氣的變化,道德規範卻是付之闕如。」
D. 全球正義
跳脫以個人中心的角度思考氣候變遷的道德問題,另一種途徑是以「全球」為分析基礎來討論所謂的正義問題。烏干達的領袖曾說過,「氣候變遷是富有國家對貧窮國家的一種侵略行為。」
氣候變遷或許在某程度上的確是一種全球正義的問題,但卻有別於像戰爭這樣的國際不法行為。進一步說,氣候變遷的問題恐怕不適合以「民族國家」的角度
來思考,因為不同國家的每個人都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雖然程度上可能不盡相同。或許我們應該進一步思考支持正義的「平等」究竟該怎麼被落實。以中國總體的
GHGs排放來看,量絕對是很高的,但是該國國民的平均每人排放量卻不及於美國、英國等工業先進國家的人民。考量到這個層面,那麼《哥本哈根協議》中再度
不斷被發展中國家強調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一定會繼續成為國際氣候合作的主軸,只是有沒有人想過,1997年《京都議定書》通過當時用以區分附件一與
非附件一國家減量責任的判準,在十多年之後是否需要修正?然而,當國際社會能夠顧及此一問題時,或許全球正義中的實質公平性早已一點一滴的流失。
當甲與乙兩個地球人住在不同的陸塊(彼此從來不認識),而甲某天腳踏車的失竊卻可能在因果關係上源自於乙在網路商店訂購一台二手腳踏車的經濟行為。
作者:譚偉恩
from:環境資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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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愚蠢年代)
氣候變遷導致天然災害四起,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開風氣之先,宣布要創設亞洲首家災難風險管理研究所,以發展適當的模式與方案,協助政府和業者制定災難風險管理策略。
中央社報導,南洋理工大學(簡稱南大)校長徐冠林指出,災難風險管理研究所將由來自南大工程學院、商學院及新加坡地球觀測與研究所的教授,連同其他學校研究人員,攜手針對天然災害與人為災害進行風險研究,以發展適當的模式與方案,協助各地政府、保險和再保險業者評估這些災害的潛在損失,並制定出相關的風險
管理策略。
南大災難風險管理研究所已經獲得金融、保險和再保險領域的支持,未來5年預算估計介於3500萬新元(新台幣約8億元)到5000萬新元(新台幣約11億4000萬元)之間,資金將用在進行研究所旗下的研究項目與計畫。
災難風險管理研究所旗下的研究項目,範圍將包括保險與再保險的風險、主權風險、社會風險及其他非傳統風險。
研究所除讓社會進一步了解災害的潛在風險外,另一目標是讓國際社會對天然災害、傳染疾病和恐怖攻擊等災害基本特徵,有更深一層的了解。
災難風險管理研究所將首先展開兩個研究項目,第一是研究東南亞主要城市發生水災的概率,及合理的水災保費;第二是透過地震工程研究地震相關風險。
目前,北美和歐洲也有類似研究所,南大表示,有意和這些研究所合作。
【聯合晚報╱國際新聞組/綜合報導】
from:
聯合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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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動檢所將升格為動物保護處,動檢所長嚴一峰雖強調北市未來將朝更友善動物的城市邁進,但議員許淑華透露,北市有意修改自治條例,未來「沒人陪伴的動物就可被抓走」;動保團體也質疑TNR資源錯置,呼籲擬定更完善的動保政策。
許淑華指出,北市自治條例原比農委會政策更友善動物,針對流浪犬貓,只要不會主動攻擊人,就不需遭捕捉,但北市府近日有意比照中央法條,
只要流浪犬貓出沒在人多地區、沒人陪伴,任何人都可以「保護」為由通報將流浪動物抓往收容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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